监生每月一石，而在校的监生不足一石，若是有家小则还有补贴，无家小的监生，如邬阑这样的就只有三斗米。这月俸算是国家补贴，伙食也是国家给承担，住宿也是国家给分房，想想也明白条件自然不比家里。

    就在邬阑心烦如何应付考试时，修路的具体方案已出，这是邬琮海同工部有关部门联合商定下的方案，当然也包括利益如何分配。

    具体的预算还没出来，还要等将这条南北路线重新规划一道，以原有的驿路为基础，包括驿站、急递铺是否需要恢复建制等，都需要通盘考虑。尽管预算还没出来，资金却已经到位了。

    就像邬阑说的，聪明的资金总是嗅觉灵敏，总会找到机会。那日邬琮海匆匆进宫，就是为了钱的事。连他也没想到的是，头一天还在担心钱问题，第二天，钱就自己找来了，而且金额巨大，大到已超出了他的想象。

    这笔巨额资金他自己没法拿主意，所以只有恭请圣裁。然后皇帝出面，让邬琮海暂时借用内府的脏罚库来放置白银，这笔实物白银有九百万两之多。

    内府的脏罚库在太液池畔内校场西侧，内承运库的甲乙丙丁、广惠等库的东面，豹房北面，尽管在皇墙内，但为了安全起见，还是加强了近期京城内外的治安巡逻，尤其西城和北城兵马司。

    九百万两白银，是什么概念？又是怎么能一夜之间就凑齐了呢？

    这不是神话，也并非变戏法，

    其实去年京城就已经有过一次因流动性紧张而造成的物价波动，尽管它只是短期，但对于大宗的商品的买卖还是造成了影响，比如地产房产。邬阑就是在那时买下了京城的两栋宅子，后来还因此扯上了官司。

    当时正是陆运改革方案才刚刚提出的时候，那时的资本，就像闻到血腥的鲨鱼，一下全都涌到京城来，他们大都携带巨额会票、庄票，而非直接解运白银，到了京城之后再兑换成白银，所以当时京畿之内的大多数票号、钱庄、乃至当铺，基本都是现银吃紧。

    现如今民间的金融往来，尤其涉及大额支付的，基本都走会票庄票形式，而非自身携带实物白银。也只有官方还在一直沿用实物白银的方式，诸如南方的金花银，及各省起运的白银赋税，都需派专人解运至京或者户部指定仓库，所以才会出现这一奇特的而壮观的现象。

    后来也因为改革方案横生波折，流动性吃紧才渐渐平息，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本的状态。然而，商帮的资金调动并没因方案暂时搁浅而停止下来，一直犹如暗流涌动一般，直至开春以后，这种资金的调动又渐渐频繁起来。

    其实就算商帮能大规模的调动资金，也无法实现短期就能凑齐如此巨额的白银。事实上商帮的资本并非只来自商帮本身，诸如庙宇、道观、书院、祠堂、善堂等地方公产亦或私产，会将自身获得的银两投放于钱庄或者典当行进行放贷，年利按一分到一分二厘向钱庄收取。

    数数光北京城郊的寺院都有五六百所，只要是一座寺院，多少都有些背景，而且必然会以寺院为中心向外侵占大量土地，所以，这部分资金不可小觑，亦相当可观。

    甚至还有一些官方背景的「炉房」，同样也会将自身拥有的资金拿出来放贷，尽管他们本身也是具有类似金融机构的特性。好比‘过账银’亦称‘炉银’，就是将百姓或者商人手上成色不一的银两送炉房熔铸，再根据熔铸银两的情况开具‘收据’，此收据实为‘虚银两’，可在市面上等同现银进行交易，因为有炉房做担保，又使用方便，自然大受欢迎。而炉银的本质就是一种信用工具。

    所以由此看来，商帮能很短时间内凑齐九百万两白银，其实并非神话，其核心就是社会融资，再加上商帮自己的实力。

    而今京城几大钱庄票号，当属曹家的「恒昌号」规模最大，布局最多，遍及京畿和晋陕两地，远至辽东以东，以北。其次是两淮总商江家的「聚合庄」，旗下既有钱庄也有典当行。典当行相对于票号钱庄来讲，其规模小得多，但优势在于分布广，农村一般是本金一千两左右的小当铺，城市之中多为二千两至一万两本金规模的中当。但京城内的中当多为三万两至五万两的本金规模。更大的则是本金在八万两以上的大当。

    京城在时隔一年之后，再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流动性吃紧，随着方案的推进，这种流动性吃紧渐渐开始波及日常消费，大宗商品的买卖，虽然暂时还未影响到米价菜价布价等，不过，还是引起了某些人的警觉。